9个月前，华为公司深圳总部职员梅学忠(化名)秘密组织了一个“圈子”，要求大家定期出来聚会讨论，目的是汇总彼此掌握的信息，由此判断公司正在执行的辞职再返聘政策是否会影响到自己的职业前途和利益。梅学忠是华为公司的一名研发技术人员，有5年工龄。

　　此时在华为公司之外也是一片风雨之声，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被外界看作是这家知名高技术公司应对《劳动合同法》之举。梅学忠和他的一些同事，刚开始有些吃不准公司此举对他们是否有利，也不知道要是公司真的违反了《劳动合同法》，是否该利用法律为自己维权。

　　就在“圈子”成立半个月后，一位同事搞回一个“非常准确”的消息，他的一位同一学校毕业的师姐在提出辞职之后，通过重新竞聘上岗，不仅获得了一个比以前更好的职位，还获得了一大笔补偿金，这让这位师姐很开心。据说这笔补充金至少相当于师姐一年的工资，不下20万，关键是这笔钱“就像是白捡来的一样”。

　　类似的消息不断传来，绝大部分的辞职老员工最后都回到了自己的岗位，而且公司承诺的补偿金一分没少。没有人对公司的做法提出公开的反对，甚至连那些最后被辞退的人都没有对公司提出劳动仲裁和诉讼。

　　梅学忠得到的消息是，那些最后没有被继续聘用的人，离开的时候拿到了比他们预想的更多的补偿，“你说他们还会来和公司打官司吗？”

　　于是，在外界已经炒得热火朝天的“万人辞职”事件，在华为内部最后变成了 “辞职的欢喜，没辞职的羡慕”。不久，梅学忠和他的那几个同事宣布“圈子”解散。

　　“工号文化”

　　华为内部非但没有对此事件提出更多异议，相反，老员工辞职后再返聘，等于他们工龄优势被彻底打破，很多人尤其是新来的员工对公司的这一政策非常欢迎。

　　两年前就已经从华为离职的童小松(化名)觉得华为这一做法值得称道，“至少打破了那个已经让人非常讨厌的工号文化。”他说。

　　童小松在华为非技术部门工作了两年多时间，他对华为的“工号文化”记忆深刻。所谓“工号文化”，就是以某个人入职时间来确定他的工号，来得越早工号越靠前，也就意味着这个人在公司的资历越深。比如任正非过去的工号就是001，依此类推，工号越靠后，也就意味着资历越浅。

　　童小松记得有一次他找到公司专门预订机票的部门预订机票。这个部门的服务员首先就是看工号，一看他的工号比较靠后，询问信息时对他呼来喝去。而在此时，进来一位工号比较靠前的同事，这位服务人员立马热情异常。这让童小军松非常郁闷。

　　由于华为的工号已经排到十万序列，在华为“工号文化”盛行的时候，工号甚至成为人们猜测、识别来信者身份的一个线索。华为内部邮件系统中，工号会出现在邮件中。公司员工每天都会接收众多公司内部邮件，回复原则是：部门内同事的邮件要回复并处理。不认识发件者的邮件，工号靠前的，先查查对方有没有配秘书，配了就是大领导，马虎不得；没配秘书的，出于尊重也会回复。“而工号靠后的，如果不是熟悉的哥儿们，一律不予理睬。”童小松说。

　　童小松认为华为采取辞职再上岗的方式，其实就是核心高管们已经意识到“工号文化”的巨大危害。“任正非以身作则，也就没有任何人敢提出异议。所以我觉得这一政策更多的目的是企业内部自救式的改革而非只是为了规避《劳动合同法》的风险。”

　　“下一个8年工龄”之忧

　　梅学忠已经注意到媒体对广东省新出来的《关于适用〈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的解读。他觉得媒体在解读这部新规的时候，又拿华为“万人辞职”事件说事，并以此判断华为“万人辞职”无效，是一种主观臆断。

　　直到现在，梅学忠也认为华为的做法没有问题，新的《指导意见》似乎是在鼓励已经离职的员工向劳动部门申请仲裁，或者直接提出诉讼。“我现在不敢随意臆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但以华为所提供的平台和待遇，让我们员工与华为打官司甚至放弃这份工作，可能还没有这个勇气。”他说。

　　梅学忠和同事们现在反而有另一层的担忧。3年之后，他和一批同事的工龄都达到8年。他不担心会被企业要求辞职“工龄归零”之后再上岗，而担心等他到了第八年的时候，公司要他辞职再返聘，还会不会给一笔不菲的补偿金。

　　“这个很关键，如果有，我一定会非常乐意地支持企业的这一政策，我这么年轻，谁也不能保证我会在这里干一辈子，所以工龄本身的意义并不大。如果没有补偿金，我们岂不是吃亏大了？”梅学忠说。

　　童小松觉得梅学忠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他认为，依《指导意见》，华为如果再次以这种方式来抹去员工的工龄，就是直接违反了这个新规，必被劳动部门认定为无效。以华为决策层之精明，过去的辞职再返聘的办法不会继续实施，更不要说给补偿金了。但是否会有其他变通的办法来达到决策层的目的，还很难说。

　　华为内部普遍认为，公司在员工的来去上，事情办得很漂亮，鲜让当事员工有话说。童小松举例说，如果你同意辞职，华为公开说给你1万元的补助，实际上，私下里给你的补助达到2万甚至3万，你说你还会对外抱怨不公吗？

　　而对于出台这部 《指导意见》的主管部门提出来的“对其他可能出现类似华为做法的企业予以警告”，童小松认为“可能性不大”，他觉得华为“万人辞职”事件可能会让其他企业借鉴，但不会成为样本。他的理由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几家企业有魄力和实力来模仿华为的做法”。(汪言安)

为什么可以不问质量、不问功能、不问价格，只要是苹果的产品，就会引发市场地震？

    为什么无论是笔记本电脑还是打印机、服务器或是软件，只要是IBM的，就意味着可信赖？

    为什么数十年不更换包装、不更换口味，可口可乐仍然可以卖向全世界？

    这是品牌的力量。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内，中国内地曾经诞生了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而今天真正被后人记住的本土品牌，特别是IT品牌却屈指可数。经历多次变革的中国IT企业品牌鲜有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并未成就像IBM、惠普、苹果、英特尔那样的优秀品牌，我们忍不住扪心自问：为什么？

    本报将推出系列报道，把目光投向30年来中国IT品牌的兴衰沉浮，试图通过回顾历史和展望未来，为产业提供一份思考。本报还将启动《值得期待的新兴品牌》等报道，敬请关注。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国IT产业30年。30年来，有数量众多的中国企业一度叱咤风云，却突然销声匿迹;有的曾经满目繁华，现在却硕果仅存。他们中多数曾经有显赫的名声，却并没有真正长大。究竟为什么呢？

    2008年，早春二月，气温已经飙升至13摄氏度。北京到处沉浸在奥运来临的气氛中，各大IT厂商也纷纷搭上奥运概念，“科技奥运”为主题的活动愈加密集。

    时光往回倒退13年。1995年8月的深圳，天气异常闷热。

    在八卦四路刚开张不久的香港美食城里，两个中年男人相对而坐。

    他们后来成为中国IT产业两个时代的分野。

    他们中，一个是北京的大公司四通集团的总裁段永基，一个是深圳的小公司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多年来外界一直没有机会了解。当时四通集团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著名的民营科技企业，而华为的实际员工数只有800人。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在任正非心里，四通是个既神秘又令人羡慕的企业，段永基则是领导这个名震海外的企业的高人。

    当时的任正非并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改称段永基为“败兵之将”;华为也从四通手中接过了飘扬了10年的民营企业“品牌”大旗。

    硬件品牌:挥别民族情结

    在改革开放激荡的30年中，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成为日后叱咤风云的民族企业代表;也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品牌，只能享受昙花一现的短暂风光。

    1984年被称为中国的“公司元年”，许多日后名噪一时的公司都诞生于此时。这一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在珠海挥毫题下“珠海经济特区好”;中央宣布向外国投资者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下海”成了民间最时髦的词汇。在“时不我待”的感染下，许多人觉得“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这一年，诞生了许许多多非常幼小的公司:原本倒卖玉米的王石当上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经理，

他发现“倒汇”比“倒玉米”痛快;35岁的张瑞敏被派到青岛一家濒临倒闭的电器厂当厂长，将76台不合格的冰箱全部砸为废铁;四十不惑的柳传志告别了中科院计算所的清闲生活，搬进了中关村一间20平方米的小屋;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还是这一年，李经纬把广东三水县酒厂的“中国魔水”带到了洛杉矶奥运会;史玉柱把自己关在屋里几天，写出了第一个统计系统软件……

    这一年，中国经济史和企业史都进入了一个拐点。这些微不足道的品牌，日后从各个偏僻的角落走到了市场之巅。

    1984年，几名中科院计算中心下海创业的科技人员，借款两万元办起了北京市四通新兴产业开发公司。当时四通的目标是:做中国的IBM。在1986年～1996年的10年间，四通的品牌曾是“打字机”的代名词，人们将买打字机称做“买四通”。鼎盛时期，四通打字机曾占国内办公自动化市场的85%;32家分公司、100多家培训中心、900多家维修服务中心和1280家销售代理商，这是当时全国独一无二的。但20年的品牌搏杀，四通的品牌已经成为反面典型。电脑时代的来临成为打字机历史的终结，四通败相已现，一次次丧失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只能通过不断多元化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

    “四通的成功首先源于它的产品，而产品源于‘四通人’，‘四通人’又源于四通的文化，四通文化则最终源于企业家的思想。而它的失败路径正好是相反的过程。”曾任四通副总裁的李玉琢如此总结四通品牌的没落。“品牌不光是外在的，还有内在的。”北京BrandMan品牌顾问董事总经理梁虎指出，在企业形成品牌的过程中，品牌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20多年前，如今车水马龙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是北京郊区的一片荒地。中国IT业由此诞生，并和几个满怀抱负的年轻人密切相关。1985年，张玉峰走出北大书斋办了自己的公司，起名叫“方正”;1988年，王文京从中央事务管理局辞职，创立了独立的软件公司“用友”;1989年，杨元庆从中科大研究生毕业，误打误撞去了一个叫“联想”的小公司应聘销售……

    经过近10年的代理之路后，联想已是行业老大，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但在当时，它的锋芒并不及在南方叱咤风云的“电脑巨人”。

    1989年7月的深圳特区街头，一位浙大数学系毕业的安徽小伙子孤身而立，怀揣着耗费数月心血研发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不知何去何从。两年后，中国电脑行业突然出现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巨人”，公司所销售的仅仅是一种提供文字处理功能的M-6402汉卡，却瞬间编织起了一张当时电脑行业最大的连锁经销网络，巨人汉卡的销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巨人”品牌一夜成名。

    从1992年开始，巨人赫然成为中国IT行业的领头军，集团资产过亿、年销售量同比增长300%，每年回报3000多万元。巨人集团的子公司从38家发展到创纪录的228家，还斥巨资建造高达70层的巨人大厦进军房地产市场。作为改革开放的典范，史玉柱接过了“发展民族工业新经济”的大旗，从中央到地方的各大媒体整版地报道史玉柱的个人传奇经历和巨人的宏图壮志。

    但事实证明，这可能是企业发展的一条歧途。研究巨人历史的书籍不胜其数，而相同的一个观点是巨人当时的发展战略明显超越现实，使它从一开始就陷进了自己画好的狭隘的民族经济陷阱中。

而联想后来的发展路径则证明，PC行业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国际化。

    巨人倒下后，中国IT发展的火炬渐渐从南方特区交接到了北方硅谷——中关村。中关村的创业者开始从卖汉卡升级到卖PC整机，涌现出恒生、柏安、沐泽、八亿时空等一批名噪一时的本土品牌。但随着欧美向中国计算机出口的禁令失效，康柏、惠普和IBM等著名国际IT品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此后10年的价格战使绝大部分本土品牌纷纷倒下，存留的品牌也多失去了曾经的风光。

    “在充分和完全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不可能长久维持，只有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转化为品牌竞争力，无论是民族经济还是国际化企业，才能长治久安。”一位退出PC行业的IT老人如此解释自己当初的困境，他死活不愿意再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报道中。

    通信品牌:大喜大悲

    如果四通曾代表中国IT的硬件时代，“巨大中华”的崛起则是中国进入软件时代的最好见证。而在通信业中，巨龙通信则是曾经极为辉煌的品牌，显赫时期它曾经占据了中国交换机市场的半壁江山。

    1997年被称为“崩溃之年”。不同领域的一批品牌在这一年同时崩溃，巨人大厦停工、瀛海威迷失方向。但另一批企业，联想、海尔、长虹等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消费领域捷报频传;丁磊、张朝阳、王志东呈现互联网品牌铁三角。同时，中国通信业风生水起。

    上世纪90年代初，人们忽然发现街道两边越来越多地出现了“程控电话，长途直拨”的广告语。当时国内程控交换机市场有来自7个国家8种不同制式的机型，不仅互联互通复杂，通话质量低下，产品进口价格也十分高昂。

    1995年，由数家国有企业发起的巨龙公司成立，为中国通信业带来一缕春风。巨龙“04机”是中国第一台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它打破“七国八制”对市话市场的垄断，降低了交换机的价格。自1991年12月通过邮电部技术鉴定之后，在电信数字局用交换网业务中占据了长达10年的主力位置。

    1996年，以当时通信制造领域最好的几家企业巨龙通信、大唐电信、中兴通讯、深圳华为为代表的民族通信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万门机产品，在市场上全面突围。“七国八制”成为历史，“巨大中华”一跃成民族电信制造业的代名词。到1998年，这4家企业利润都过亿元，其中最多的华为销售收入89亿元、巨龙30亿元，最少的大唐也超过9亿元。

    作为“巨大中华”之首，巨龙并未利用好它最大的资本。当接入网、光传输、无线通信、宽带光纤网络等新技术袭来时，巨龙没能把握机会。决策失误导致了市场销售的下滑及日后公司资金、人才、技术等多重危机，为此巨龙先后进行了多次机构调整和重组，但收效甚微。国外有思科，国内有华为，“巨龙内部承受的压力，是外人无法想像的。”一名巨龙员工如是说。

    如今，四强今非昔比，“巨大中华”也不再被提起。百度搜索上，“巨龙”系企业一张A4纸张都写不完，但人们已无从分辨哪一条才是当年推动中国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产业化的“巨龙”。经过10年的大浪淘沙，巨龙产品彻底退出了电信舞台。巨龙起了民族通信制造业崛起的头，最终却没有跑过“大中华”。

    维杰伊·韦斯瓦纳斯和乔纳森·马克1997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中发表了一篇名为《品牌经营的最佳战略》的文章，文中首次提出了低路品牌和高路品牌的概念。

他们认为，品牌的盈利能力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市场份额和这类产品的性质。品牌战略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不同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变量选择不同的战略。

    这些理论在1992年徐立华创办“波导”公司的时候尚未公开面世。但是，当时，许多国内手机厂商选择了低路品牌战略，1999年与法国著名手机公司萨基姆合作的波导就是该阵营的领头羊。徐立华主张规模生产、成本控制、“拿来主义”。波导很好地执行了既定的低路品牌战略，配合高唱“手机中的战斗机”口号，迅速在众多的战略雷同企业中杀出重围。与此同时，徐立华还投入巨资广告费宣传波导，2000年波导的广告费投入在所有手机企业中是最多的。波导还大量赞助体育赛事，如国内甲A、甲B足球联赛，宣传自己的战斗文化，打造波导品牌。经过两三年的低路品牌战略经营，2002年波导手机产销量在国产品牌中累计率先突破2000万台，同时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仅次于摩托罗拉、诺基亚，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三。

    TCL移动通信公司则选择了在高端市场和国外品牌直面竞争，要到洋品牌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去，迅速摊薄他们的利润。TCL移动通信总经理万明坚有句名言，“做低档手机是在贿赂洋品牌”。TCL选择了“宝石攻略”，即在功能、外形上有实力的产品＋宝石、镀金等文化附加价值。

    理论仅限于在既定环境和市场中灵验，此后几年的手机格局变化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几年时间里，跟当初的风光一样，TCL和波导的衰落速度也令人咂舌。

    在波导和TCL进行本土手机对抗洋手机的战役中，夏新、熊猫、康佳、海尔等传统电视厂商的加入让这一场国产手机博弈最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至2005年第三季度末，国产手机第一军团全线亏损，波导上半年亏损过亿元，而TCL上半年亏损达到了8亿多元，熊猫被迫退出市场。至2008年初，联想迫于无奈走出下下策转售手机业务，国产手机品牌集体溃败的噩耗令众多从业者扼腕叹息。

    软件品牌:明星谢幕

    中国软件业从ERP发家，经历了与国际厂商的硬战之后，利玛、山西经纬、金航等老软件品牌，渐渐偃旗息鼓，退出了竞争舞台。

    2002年，被称为“中国的ERP年”。国内财务软件厂商向企业管理软件厂商转型，与原先老牌的国内ERP厂商及国外ERP厂商开始了正面竞争，软件市场的格局因此开始出现战略性变化。利玛、山西经纬、金航联等老软件品牌，渐渐偃旗息鼓，有的已不在，有的已改名，退出了竞争舞台。

    2002年，一家名为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CENSOFT)的企业在北京王府饭店召开了成立大会。它由国内上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四通集团和微软共同投资，注册资金为一亿元人民币，但此后多年，都没有听到它的声音。而另外一个叫做和光的软件公司，花1000万元聘请咨询公司，历经痛苦辗转上马ERP，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眼球，反而因此大伤元气。2002年，软件业内风起云涌，用友和汉康合作、金蝶并购开思、神州数码购买鼎新、东软金算盘和集信合作……

    2002年6月，利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清已经记不清接到过多少用户的质疑电话了:“你们是利玛科技公司还是利玛信息技术公司？听说原来的利玛已经倒闭了？”作为控股方的代表，局面的失控已经超过了她的想像。

他们认为，品牌的盈利能力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即市场份额和这类产品的性质。品牌战略的选择是有条件的，不同的企业应根据不同的变量选择不同的战略。

    这些理论在1992年徐立华创办“波导”公司的时候尚未公开面世。但是，当时，许多国内手机厂商选择了低路品牌战略，1999年与法国著名手机公司萨基姆合作的波导就是该阵营的领头羊。徐立华主张规模生产、成本控制、“拿来主义”。波导很好地执行了既定的低路品牌战略，配合高唱“手机中的战斗机”口号，迅速在众多的战略雷同企业中杀出重围。与此同时，徐立华还投入巨资广告费宣传波导，2000年波导的广告费投入在所有手机企业中是最多的。波导还大量赞助体育赛事，如国内甲A、甲B足球联赛，宣传自己的战斗文化，打造波导品牌。经过两三年的低路品牌战略经营，2002年波导手机产销量在国产品牌中累计率先突破2000万台，同时跻身世界第一方阵，仅次于摩托罗拉、诺基亚，位居国内市场销量第三。

    TCL移动通信公司则选择了在高端市场和国外品牌直面竞争，要到洋品牌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去，迅速摊薄他们的利润。TCL移动通信总经理万明坚有句名言，“做低档手机是在贿赂洋品牌”。TCL选择了“宝石攻略”，即在功能、外形上有实力的产品＋宝石、镀金等文化附加价值。

    理论仅限于在既定环境和市场中灵验，此后几年的手机格局变化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几年时间里，跟当初的风光一样，TCL和波导的衰落速度也令人咂舌。

    在波导和TCL进行本土手机对抗洋手机的战役中，夏新、熊猫、康佳、海尔等传统电视厂商的加入让这一场国产手机博弈最终产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至2005年第三季度末，国产手机第一军团全线亏损，波导上半年亏损过亿元，而TCL上半年亏损达到了8亿多元，熊猫被迫退出市场。至2008年初，联想迫于无奈走出下下策转售手机业务，国产手机品牌集体溃败的噩耗令众多从业者扼腕叹息。

    软件品牌:明星谢幕

    中国软件业从ERP发家，经历了与国际厂商的硬战之后，利玛、山西经纬、金航等老软件品牌，渐渐偃旗息鼓，退出了竞争舞台。

    2002年，被称为“中国的ERP年”。国内财务软件厂商向企业管理软件厂商转型，与原先老牌的国内ERP厂商及国外ERP厂商开始了正面竞争，软件市场的格局因此开始出现战略性变化。利玛、山西经纬、金航联等老软件品牌，渐渐偃旗息鼓，有的已不在，有的已改名，退出了竞争舞台。

    2002年，一家名为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CENSOFT)的企业在北京王府饭店召开了成立大会。它由国内上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四通集团和微软共同投资，注册资金为一亿元人民币，但此后多年，都没有听到它的声音。而另外一个叫做和光的软件公司，花1000万元聘请咨询公司，历经痛苦辗转上马ERP，一时间吸引了无数眼球，反而因此大伤元气。2002年，软件业内风起云涌，用友和汉康合作、金蝶并购开思、神州数码购买鼎新、东软金算盘和集信合作……

    2002年6月，利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爱清已经记不清接到过多少用户的质疑电话了:“你们是利玛科技公司还是利玛信息技术公司？听说原来的利玛已经倒闭了？”作为控股方的代表，局面的失控已经超过了她的想像。

借助先发品牌优势，瀛海威迅速引入中国兴发集团的投资，并与微软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在短短3个月内，瀛海威在北京、上海、广州等8个中心城市开设分站，其在线用户收入达到110万元。

    许多网友会起个大早，守在瑞金医院隔壁的赢海威时空门口，为的就是免费上网。“瀛海威＝网络＝Internet”，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互联网的理解，也是对瀛海威品牌的最高认可。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张树新一直在通过新闻发布会、签约仪式进而科普讲座这“造势三招”打造瀛海威的ISP品牌。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杨致远的“雅虎”已经在纳斯达克包装“上市”，互联网开始从AOL的社区模式朝雅虎式的门户模式转变。

    1998年2月25日，一位名叫张朝阳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物理博士回到北京，开通了一个与雅虎十分相似的搜狐网站。他推出的免费搜索引擎一鸣惊人，很快达到每月访问量两万多人次，远远超过经营3年之久的瀛海威的最高纪录。凭借张朝阳本人的留美博士背景，以及与尼葛洛庞帝的师生关系，他提出的“注意力经济”概念迅速超越了瀛海威的“信息高速公路有多远”。

    一位资深市场总监评价说:“对于做过记者、做过策划人的张树新来说，形象宣传和操纵媒体游刃有余，但当企业转入实质性经营的时候，她马上显得后劲不足。”4个月之后，张树新突然被董事会赶出公司管理层，这一“瀛海威事件”哗变惊天下，不久后除总经理之外的整体管理团队集体出走，正式宣告了“瀛海威”品牌的名存实亡。

    就在这个时候，四通利方开始发力，王志东连续3次远赴美国硅谷“吸氧”，融资650万美元之后迅速与号称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华源网接触，并于1998年底正式推出“新浪”;而与此同时，南方一位名叫丁磊的26岁程序员创立了“网易”，并率先推出了免费个人邮件服务和国内第一个虚拟社区，以其个性化和无偿化的服务崭露头角。

    此后的10年是充满变革的互联网10年，东方网景、世纪互联、实华开等30多家民营ISP在探索互联网商业化的道路上纷纷倒闭或转型，新浪、搜狐、网易这三大中文门户品牌经历了多次互联网浪潮和泡沫的洗礼后，最终接过了ISP的接力棒成为国内最大的互联网内容服务提供商(ICP)。

    诚然，在2001年那个互联网冬天死去的本土“.com”品牌不胜枚举，例如老榕(王峻涛)创立的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品牌“8848”差一点就能成为今天的阿里巴巴。而后人为之遗憾和感叹的可能还是瀛海威，“我们其实应该谢谢瀛海威，启蒙者和领跑者往往都会成为铺路石，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铺路石，中国互联网才可以走这么远。”2008年是搜狐、新浪、网易的十周年诞辰，而瀛海威则被人永远遗忘在了民营ISP时代的角落。

    重点文字

    在各种扶持政策、税收优惠、社会荣誉的光环围绕下，在经历了技术、产品、体制和价值的考验后，品牌拉开了真正的差距。

    1997年，《哈佛商业评论》刊发了一篇名为《品牌经营的最佳战略》的文章，首次提出了低路品牌和高路品牌的概念。巧合的是，中国通信企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无意识地实践着这一理论。

    在贯穿了硬件、软件、互联网、电信各大领域的品牌纷纷衰落之后，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那一段属于中国IT产业热血澎湃的创业历史，不应该被遗忘。

中国IT产业曾经的品牌之星们，在辉煌绽放的瞬间之后便灰飞烟灭，没入历史底层。是什么原因让它们的脚步如此匆匆？

    2007年，中国信息产业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达到5.6万亿元，产业规模继续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位居领先，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收入的比重为12%，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达5.27%。然而，与此相对应，中国IT产业的国际知名品牌却寥寥无几，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在国际信息产业市场规模中所占比重(通信网络规模第一，网民人数第二)相比，极不相称。

    溯及既往，从北京到成都，从福州到沈阳，从1950年中国计算机工业奠基开始，国内陆续产生了一大批曾经赫赫有名的IT企业。然而，今天，这些企业多数并没有与国际上那些与他们同时代诞生的企业并肩而立。或者，依然寂寂无名;或者，倒闭没落。他们因何致死，为什么没有撑到今天？

    死于市场

    本报在此次调查中发现，有相当大一批企业，先后经历了两轮“市场化”的冲击。在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后，中国的计算机工业开始进入高速发展期，两轮冲击先后来自于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放开计算机产品进口政策与1999年加入WTO。

    在此之前，我国的彩电行业最先进行洗牌。而这种激烈洗牌带来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彩电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逆转，在模拟影像时代全面占据优势。在此过程中，品牌淘汰率之高令人咂舌。

    自1980年创刊起，《计算机世界》就密切跟踪了中国IT产业的发展历史。我国计算机企业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开放发展的探索，根据国家的“市场换技术”政策，中国IT产业开始了与国际信息产业初步的接触与合作，通过对外合资、技术合作和商业合作等手段，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产品。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取消了电脑产品的进口许可批文，并大幅度下调关税。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到1993年，国内市场前10名都是国外企业。中国IT产业的开创者们如长城电脑、巨龙通信等，均遭遇到巨大的挑战。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程控电话，长途直拨”是中国电信业市场化的主要内容，但当时通信网络最核心的系统设备程控交换机，却都是国外品牌，所谓“七国八制”时代。1995年，由多家国有企业发起，中国第一台万门程控交换机产业化的巨龙公司成立。之后，民营企业中兴和华为相继在万门交换机上实现了技术和市场的突破，加上国有的大唐，这4家企业被称为“巨大中华”，中国通信界大众化时代开始了。

    然而，短短10年间，“巨大中华”已经今非昔比。昔日龙头巨龙公司在产品开发上过于单一，在快速增长的移动交换领域、光通信领域、IP领域几乎没有任何技术积累和进入动作，迅速被淘汰。

    与此相比，中国IT产业的另一个知名品牌实达电脑更是曾经极度辉煌。实达电脑的母公司实达集团曾经创造过“16个人创造16亿元”的业界神话，实达电脑在鼎盛时期，是惟一能够进入银行与税务系统的国产电脑品牌，每个月出货量可达两万台，在2000年之前，这样的出货量与当时的市场容量相比是非常可观的。

然而，在2000年之后，实达电脑一路狂跌，直至2005年底，债务缠身的实达电脑一病不起，实达集团发布公告称实达电脑进行停业整顿。至此，实达电脑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PC行业在中国的发展曾经面临两个大机遇:一是1994年之后出现的家庭电脑市场的形成与发展;二是在2002年之后出现的第二轮洗牌，众多中小品牌被清洗出去，留下来的品牌基本都有自己占据优势的垂直市场或者独特用户群。

    群硕软件董事长刘英武曾经是IBM与宏在全球崛起的核心参与者与见证人，他认为，“即使从全球看，中国企业对电脑市场的参与程度也是最深的。”刘英武指出，这跟台湾省抓住了电脑个人化的趋势有关。而在中国内地市场，中国企业从市场角度参与电脑化的程度，也堪称世界之最。鼎盛时期，出现在中国市场上的电脑品牌多达三四十家。然而，能留下来的只有联想、方正、同方、紫光、海尔、TCL、浪潮等不足十个品牌，而多数品牌的出货量已经很小，彻底成为一个地方品牌。

    而先后消失与衰落的电脑品牌则包括了同创、柏安、八亿时空、沐泽、新蓝、东海、大亚东海、华禹邦甲、新浪潮、实达、恒生、康佳、熊猫、创维、四通、超群、金恒生等。与联想相比，这些企业不适应市场化的运作方法，未能抓住产业变迁的根本规律，根据自身资源与优势，实现规模化与品牌化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市场化自然淘汰的结果”。

    而与电脑行业相似的还有手机业，熊猫、中科健、TCL都是在市场竞争中倒下的品牌。直到今天，我国电信市场并未实现完全开放，只有在消费者终端上实现了市场化，而手机品牌的淘汰率更高，多数手机品牌虽然一直存在，却已经名存实亡，成为出售品牌与生产许可证渔利的工具。

    以电脑企业为例，很多行业，都曾经面临过很好的市场机遇，如实达，未能专注于电脑业务实现规模化;如东海，未能抓住最早进入者的优势实现品牌化;如2000年左右的家电群雄集体进入电脑业风潮，只有TCL一家坚持了下来，多数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投机者”。

    一位企业负责人在采访结束时曾经这样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烙印，无论在哪个时代，企业要成功，要塑造一个百年品牌，永远需要把握市场化竞争的规律。”

    死于改制

    多数中国企业都会涉及到“出身”的问题。而在中国IT业发展进程中，包括长虹、TCL、华为、联想、方正、长城都曾经饱受“出身”困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走不出来的企业，哪怕在技术与市场上拥有优势，也不足以保全企业前途。

    2002年6月，国内管理软件知名企业利玛软件公开爆发的一场投资者与创业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把转轨时期的“出身问题企业”的矛盾演变成一个行业话题。利玛软件前身是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所注册的一家企业，在接受了家具企业光明集团的控股之后，遭遇到事业单位机制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冲突、资方与劳方的冲突、企业财务审计制度与散漫的管理制度的冲突等等。从某种角度讲，利玛是一个难得的转轨企业的范本。

    两种制度与文化相较量的结局是企业的衰落。在当时，利玛软件曾经被认为是有希望在短期内超越用友、金蝶的管理软件企业，技术不差，又获得了来自传统行业的投资，没有比这更好的状况了。

然而，制度转身不成功，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失败。

    中国IT产业“制度转身”的成功范例当属联想集团与TCL集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众多创建于那一时期的IT企业，都几乎与高校有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联想、方正、同方、紫光、北大青鸟、北大未名、北大资源、交大铭泰、浙大网新等，形成了中科院系、北大系、清华系、交大系等诸多流派。

    与这些尚且活跃在市场的企业相比，制度转身不成功的企业吃尽了苦头。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从公有体制(国有、集体、乃至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矛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IT品牌纷纷消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指出，1984年创办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都会面临体制的问题，而多数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都因为制度束缚而错过了做大市场的最佳时机。

    1999年，科龙电器年销售额达56亿元，利润高达6.3亿元。然而，在从集体所有制转向股份制之后，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并未旁落，即使在上市之后，也并未把科龙从根本上变成一个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值问题、管理层股权问题等，地方政府不放权，直接干预企业战略决策，导致科龙错失良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哪个问题都是科龙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解开的死结，终落得只以区区9亿元就贱卖自己的结局。

    死于人治

    作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制造者和曾经的第一大电视制造商，长城与长虹都曾有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其在改制进程中的缓慢，包括企业决策制度、领导人制度的不健全等等，都是阻碍其成为产业领袖的重要原因。在辉煌时期，长虹彩电的市场占有率曾经高达42%，然而，由于国企的委任制度使得倪润峰在影响企业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做出了错误决策，而企业内并没有提供当领导人做出错误决策时的纠错机制，这直接影响到长虹的前途。

    中国计算机工业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化运作，在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企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在市场化运作体系和计算机工业体系未建立起之前，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前途。

    建立起法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迈向市场化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制度门槛。“企业是一个人管，还是一群人管”的问题，曾经困扰了很多IT企业。巨人的史玉柱、托普的宋如华、爱多的胡志标、创维的黄宏生等等，在打造企业的过程中，曾经将一己之力发挥到极致。在很多情况下，领导人等同于企业决策机构，使很多企业出现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况。

    在历史上，长城的王之、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都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在中生代企业中，熊猫手机的马志平、实达与长城的吴庆生、沐泽的余立新、爱多的胡志标、恒基伟业(商务通)的张征宇、科龙的顾雏军、巨人的史玉柱更是不得不背负起企业衰落的责任。

    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更是一个传奇中的传奇，托普鼎盛时期先后收购了上市公司原川长征(后改名为托普软件)、金狮股份(后改名为炎黄在线、炎黄物流)，还在香港创业板运作上市托普科技，27个托普软件园遍布全国，圈地1.4万余亩土地

然而，制度转身不成功，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失败。

    中国IT产业“制度转身”的成功范例当属联想集团与TCL集团。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的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都面临科研成果产业化的问题，目前我国的众多创建于那一时期的IT企业，都几乎与高校有过科研成果产业化合作。在此基础上，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联想、方正、同方、紫光、北大青鸟、北大未名、北大资源、交大铭泰、浙大网新等，形成了中科院系、北大系、清华系、交大系等诸多流派。

    与这些尚且活跃在市场的企业相比，制度转身不成功的企业吃尽了苦头。他们身上暴露出来的从公有体制(国有、集体、乃至事业单位)向现代化企业转变的矛盾，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IT品牌纷纷消失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北大经济学教授周其仁指出，1984年创办的企业，不是国有就是集体所有，都会面临体制的问题，而多数企业在发展起来之后，都因为制度束缚而错过了做大市场的最佳时机。

    1999年，科龙电器年销售额达56亿元，利润高达6.3亿元。然而，在从集体所有制转向股份制之后，地方政府的控制权并未旁落，即使在上市之后，也并未把科龙从根本上变成一个真正市场化运作的公司。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估值问题、管理层股权问题等，地方政府不放权，直接干预企业战略决策，导致科龙错失良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哪个问题都是科龙在既有框架中无法解开的死结，终落得只以区区9亿元就贱卖自己的结局。

    死于人治

    作为我国第一台计算机的制造者和曾经的第一大电视制造商，长城与长虹都曾有过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是，其在改制进程中的缓慢，包括企业决策制度、领导人制度的不健全等等，都是阻碍其成为产业领袖的重要原因。在辉煌时期，长虹彩电的市场占有率曾经高达42%，然而，由于国企的委任制度使得倪润峰在影响企业存亡的重大决策上做出了错误决策，而企业内并没有提供当领导人做出错误决策时的纠错机制，这直接影响到长虹的前途。

    中国计算机工业从上世纪50年代建立以来，到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市场化运作，在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企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风云人物。在市场化运作体系和计算机工业体系未建立起之前，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前途。

    建立起法治化的企业管理制度，是迈向市场化的中国企业都会面临的一个制度门槛。“企业是一个人管，还是一群人管”的问题，曾经困扰了很多IT企业。巨人的史玉柱、托普的宋如华、爱多的胡志标、创维的黄宏生等等，在打造企业的过程中，曾经将一己之力发挥到极致。在很多情况下，领导人等同于企业决策机构，使很多企业出现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情况。

    在历史上，长城的王之、联想的柳传志、方正的王选、海尔的张瑞敏、长虹的倪润峰、华为的任正非都不得不扮演这样的角色。而在中生代企业中，熊猫手机的马志平、实达与长城的吴庆生、沐泽的余立新、爱多的胡志标、恒基伟业(商务通)的张征宇、科龙的顾雏军、巨人的史玉柱更是不得不背负起企业衰落的责任。

    托普集团董事长宋如华更是一个传奇中的传奇，托普鼎盛时期先后收购了上市公司原川长征(后改名为托普软件)、金狮股份(后改名为炎黄在线、炎黄物流)，还在香港创业板运作上市托普科技，27个托普软件园遍布全国，圈地1.4万余亩土地

在宋如华出逃的最后时刻，2002年，托普软件还在全国打出广告，招聘5000名软件工程师，引发业界广泛质疑，托普随即公布了巨额亏损的财务报告，银行与地方政府纷纷倒戈，托普帝国轰然倒塌，宋如华本人被冠以“骗子”的名声远走异国。

    “从品牌的角度讲，领导人的形象几乎等同于企业的形象。”北京BrandMan品牌顾问董事总经理梁虎指出，很难想像，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人留给公众的形象是不诚信、总是撒谎，他所领导的企业能够健康经营下去。

    很难想像，托普集团乃至宋如华还可以东山再起;也很难想像，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人没有优秀的特质，企业可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死于“品牌”

    IT品牌并非不死的。产品有生命周期，品牌同样会遇到这样的问题。而在中国IT业面临的境遇中，才处于建立品牌的起步阶段。那么，品牌是什么呢？

    “产品是工厂所生产的东西，品牌是消费者所购买的东西。产品可以被竞争者模仿，品牌却是独一无二的。产品极易过时落伍，但成功的品牌却能持久不衰。”现代品牌策略大师史蒂芬·金指出。

    “一个企业创建品牌的过程，根据过去对数量众多的企业的研究，是基于对7个品牌密码的掌握。”梁虎指出。日前，在《计算机世界》就IT企业品牌建设举行的专题研讨会上，大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构建一个优秀的品牌？梁虎提到的品牌的7个密码，是美国品牌专家帕特里克·汉伦在《品牌密码》一书中的核心观点。中国信息产业过去30年的先烈们，也同样可以归因于在7个品牌密码上的失败。

    这7个密码分别是:徽记象征、仪式、对立阵营、神奇术语、创业史、信条、领导人。对这些密码的破解，是中国IT企业力求持续经营过程中不可忽略的部分，比如对立阵营，意指有意营造出自己的与众不同;比如领导人，需要强化一个特别的领导人，如比尔·盖茨之于微软、乔布斯之于苹果、李彦宏之于百度，领导人形象与企业内涵有明确的品牌联系认知，这将有助于企业建立长期品牌。

    然而，“必须指出，多数中国企业会认为品牌就是广告。”梁虎这样认为。而一拥而上采用名人代言的方式，更是中国信息产业30年来最滥用的手段，成为相当一大批企业坚信的品牌之路。濮存昕代言商务通、梁朝伟代言熊猫手机、刘晓庆和金喜善代言TCL、成龙代言爱多、乐华邀请张学友、联想FM365签约谢霆锋，似乎名人代言是建设品牌的必经之路。然而，在花费巨资之后，对塑造品牌起根本作用的依然是企业战略的是否正确和对市场的持续耕耘。名人代言这种方式带来的短期效应，并不能弥补企业在产品质量、研发、销售、客户服务等方面的短板，而企业的竞争更是综合实力的竞争与耐力的竞争。

    商务通与爱多DVD就是典型的死于狭隘理解品牌的范例。“商务通”曾经利用电视购物，成功地塑造了“手机、呼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的广告语，获得了广泛的知名度，却忽视研发、质量、服务、管理以及长期经营心态，使得商务通成为昙花一现的品牌。2006年，商务通卷土重来，试图故伎重演，大推商务通安全手机，结果全面遭遇失败。1997年，爱多斥巨资2.1亿元成为央视广告标王，但是，这并未能使爱多成为永远的标王，公司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胡志标身陷囹圄。与此相似，历届央视标王的命运，都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昭示了狭隘地理解品牌的命运。30年风云激荡，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公有制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从铁饭碗向职业经理人制度转轨，从电子信息产业作为国家基础产业走向千家万户的过程中，留下了太多叹息，而属于中国IT产业的优秀品牌，也正在这一过程中一步步走向现实。

    世界500强的门槛多高？

    世界500强企业的首要指标就是公司营业收入。从2007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名单来看，以各企业2006年的销售额进行排名，沃尔玛以3511.39亿美元居首，最后一名为加拿大的庞巴迪公司，销售收入约为149亿美元；而从2006的榜单看，最后一名的美国耐克公司，营业收入约为137亿美元；从2005年的榜单看，最后一名的美国马斯柯公司，营业收入是124亿美元。

    以此计算，每年世界500强企业门槛数字都有一定提升，每年门槛大概提升12亿美元。按此估计，2008年世界500强企业的门槛大概是160亿美元。

    三家企业的营收如何？

    综合媒体以及华为披露的数据来看，华为2007年订单销售额为160亿美元，但是实际销售额会有一定的差距。根据平均计算，华为2002年到2006年的实际销售额是订单销售额的73.4%，按照这个比例，华为2007年的销售额应该在117亿美元。以这样的数据，华为离世界500强企业还有距离。

    根据联想集团公布的2006/2007财年年报，截至2007年3月31日，其销售收入已经达到了145.9亿美元，离500强只有一步之遥了。而按原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电子百强企业数据来看，2006年联想集团的营业收入就已经达到了1389亿元人民币。

    海尔集团由于没有整体上市，难以了解按照国际会计准则计算的销售收入。但根据消息看，2005年评选时，海尔集团就仅以2亿美元之差与世界500强失之交臂。另外，根据原信息产业部公布的电子百强企业数据来看，海尔集团2006年的营业收入就已经达到1080亿元人民币，如果以当时7.5的汇率计算，约为144亿美元，海尔又到世界500强门槛边。

    谁将率先上榜？

    华为预计，2008年订单销售额计划达到220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37%。有华为内部人士更是透露，2008年订单销售额估计会超过这个预计，达到240亿美元的规模。

    参照销售额为订单额的73.4%这一比例计算，华为2008年的实际销售收入将会在161-176亿美元之间，这个数字将真正接近冲入世界500强企业的门槛。

    对于联想来说，其实在2005年时，社会舆论就认为拥有120多亿美元年营业额的新联想集团肯定会排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榜单中。但很遗憾，《财富》杂志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急于把IBM的PC业务和联想合在一起。而到了06、07年榜单上依然遗憾地没有出现联想的身影。07财年联想的营业额估计达到170亿美元。

    海尔集团其实也与联想面临同样的遭遇：按营业收入对比，他们应该已具备进入榜单的实力，但是仍被排除在榜单之外。

根据张瑞敏此前的说法，海尔集团2007年的销售额和收入不会出现较大增长。但应该会超过1100亿元人民币。

    归结来看，在2008年的世界500强的榜单上，从营业收入实力来看，预计联想应该会率先进入世界500强行列，海尔集团也有可能进入，但是华为可能难以进入，或将在2009年的榜单上出现。

    世界500强是终极目标？

    对于这三家企业来说，即使进入了世界500强，也仅仅是一个阶段目标，一个新的起点。他们其实与跨国巨头的差距还十分明显，特别是赢利能力还有待提高。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提高核心竞争力，以做得更大更强，比肩跨国巨头，无疑是他们新的征程。比如，华为还要追赶思科、爱立信、阿朗、诺西等国际巨头。

    另外，不管哪家中国企业进入世界500强，都是值得欣喜的事情，毕竟这都会是中国内地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的非国有企业的公司。这将说明中国的民营企业的壮大，说明经济力量的崛起。也更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像他们一样崛起在世界舞台。

    附：本文“世界500强”指是国人对美国《财富》杂志每年评选的“全球最大五百家公司”排行榜。而非世界品牌实验室评选的“世界品牌500强”，海尔、联想2007年已入选“世界品牌500强”，海尔位列第83位，联想位列第337位。

2007-4-7 9:56:45

　　在西藏，无论是寺庙，还是普通藏民家庭，大多供奉着达赖和班禪的塑像或画像。藏民称达赖和班禅犹如天上的太阳和月亮，外来游客如以达赖和班禅的最新彩色照片相赠，信徒会双手接过，捧过头顶，并报以格外的热情。

　　达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的两大活佛系统，西藏佛教界认为，达赖是“欣然僧佛”即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班禅是“月巴墨佛”即无量光佛的化身。

　　达赖喇嘛这个称号，始于西元１５７８年。这一年蒙古俺答汗赠给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尊号，从此西藏历史上才有了“达赖喇嘛”这一称呼。“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经清朝顺治皇帝于西元１６５３年的册封，达赖喇嘛这一封号就成为达赖系统的专用名称。

　　班禅这个称号，始于西元１６４５年。这一年蒙古固始汗赠给格鲁派扎什伦布寺寺主罗桑曲结以“班禅博克多”的尊称。“班”是梵文“班智达”（即学者）的简称；“禅”是藏语，意为“大”，二字合起来意为“大师”。西元１７１３年，清朝康熙皇帝册封班禅时的正式封号是“班禅额尔德尼”，“额尔德尼”是满语，意为“珍宝”。从此，班禅这一封号就成为班禅系统的专用名称。

　　活佛转世制度是西藏宗教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灵魂转世说为根据，为解决宗教首领继承问题而产生的宗教制度。它初创于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噶玛噶举派。该支派的首领都松钦巴１１９３年逝世时，遗嘱弟子“将转世再来”。弟子们认定噶玛拔希为其师的转世灵童，经寺庙１０年培养，正式以该派首领身份活动，成为西藏第一位转世活佛。

　　格鲁派（黄教）采用活佛转世制度始于１６世纪中叶，西元１５４２年，格鲁派的哲蚌寺寺主根敦嘉措逝世，哲蚌寺正式寻找他的转世灵童，并于１５４４年认定堆垅这个地方的贵族子弟索南嘉措为根敦嘉措的转世灵童。西元１５４６年，年仅４岁的索南嘉措被迎接到哲蚌寺接替根敦嘉措的法位。西元１５７８年，蒙古俺答汗赠索南嘉措“达赖喇嘛”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追认宗喀巴的弟子中年纪最小、创建并担任扎什伦布寺寺主的根敦珠巴為一世达赖，追认曾任扎什伦布寺主、后任哲蚌寺寺主的根敦嘉措為二世达赖，而索南嘉措便成为三世达赖，达赖活佛系统从此建立，相传至今的是十四世。在历世达赖喇嘛中，除四世达赖是蒙古族、六世达赖是门巴族外，其余都是藏族。

　　班禅活佛转世系统始于罗桑曲结，罗桑曲结是四世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师父，西元１６４５年他被蒙古固始汗赠以“班禅”的尊号后，格鲁派（黄教）确认他为四世班禪，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主杰为一世班禪，索南却朗为二世班禅，罗桑顿珠为三世班禅。从四世班禅起，历世班禅都以扎什伦布寺为母寺。相传至今的是十一世。

　　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的转世有其传统程式，前世生前有关转世的预言、逝世前后的异常现象的徵兆、护法神的预言，是寻访灵童的主要依据。如十三世达赖圆寂时面向东方，且由拉萨至东北方向天空出现异样彩云，故预示了转世灵童诞生的方域。后在加查县群科加寺圣母湖观看神諭，湖中幻影显示的景像是：一条道路的将尽外有一户农家，其门前有巨柳一株，柳树旁有一匹白马，一位妇女抱着小孩立于树下。活佛们就是按这些徵兆和景象寻访到十四世达赖的。

　　寻找要秘密进行，被选派的有声望的活佛或近侍弟子，在闭关静修后，化装分赴各地去寻访灵童。对初选的候选灵童要进行遗物验证，即将前世常用的法器或其他用品，与同样的物品放在一起，让候选儿童从中认拿前世遗物，依认辨的準确程度对之筛选淘汰。鋻於以往寻访转灵童易為少数人所左右，往往造成僵局和纠纷的弊端，从清朝乾隆时期中央政府又设立了金瓶掣签。其程式是：将经过遗物验证筛选出的数名候选灵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各写在名签牌上，用纸包好后放入金瓶内，当众抽出的一名，即被定为正式灵童。正式灵童的批准后，要为转世灵童举办盛大的坐床典礼，即转世灵童依法升登前世的法床，正式继承前世的法统。自此以后，灵童即以新的一世达赖或班禅的身份开始宗教活动，接受信徒朝拜。

   应老挝总理波松·布帕万邀请，温家宝总理将于3月29日至31日对老挝进行工作访问，并出席在万象举行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

   为使媒体对此次访问及其背景情况有更多了解，外交部部长助理何亚非将于3月26日上午11点在新闻发布厅举行吹风会。

   应中国政府邀请，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副总统兼总理、迪拜酋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马克图姆将于3月31日至4月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现在我愿意回答大家提问。

   问：中国政府一直向国际奥委会重申将保证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自由，却为什么不允许天空新闻频道和一些其他通讯社的记者采访近日在西藏和其他藏区发生的暴力事件？

   答：我已在上周的记者会就此事做了解释。我们非常理解媒体对这些事件的关注以及报道的需求。我们正在组织外国记者赴拉萨采访。鉴于在拉萨及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当地政府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是合理合法的。事实上，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外国政府也发出了旅行警告，希望本国公民慎重前往这些地区。

   中方采取这些措施是为了保障外国记者的安全，希望大家理解和配合我们的工作，也希望媒体和记者能尊重中国的法律法规，我们将继续为你们在中国的采访和报道提供便利和服务。

　　问：中国政府出于什么理由不让外国记者前往西部地区并拒绝其采访发生的事件？

   答：这一方面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安全，另一方面也是当地政府维护治安的需要。我希望大家注意，一方面，我们尽力确保大家能享有更多采访机会，同时也希望大家依法采访，理解和配合执法部门的工作。

   问：根据“西藏人权民主化中心”消息，一些“藏独”分子24日在四川和武警发生冲突，武警开枪造成一死一伤。请证实。第二，美国国务卿赖斯称，达赖是和平主义者，中国政府不应暴力镇压“和平示威”，而应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中川秀直在同戴秉国国务委员会谈时也提出，中国政府应寻求与达赖对话。一些欧洲国家也表达了同样观点。中国政府是否会接受国际社会的建议，与达赖开展对话？

   答：3月24日凌晨4点30分，在四川甘孜州执勤的武警人员遭到一伙不法分子暴力袭击。这些不法分子手持砍刀和石块，当场将一名武警战士打死，数名武警战士受伤。在这种情况下，警方被迫鸣枪示警，驱散了进行打砸活动的不法分子。当地警方正依法进行调查。

   在拉萨和其他地区发生的事件，其本质是由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煽动，有组织、有计划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其目的是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当地社会稳定、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过媒体近日的连续报道，通过被害人的控诉，大家已经能够看清楚这一事件的本质。难道杀人、放火、抢劫是和平示威？也能占据道义制高点吗？难道某些国家所标榜的“人权”、“自由”就是这样的吗？我希望大家能认清达赖集团的分裂本质，明辨是非，不向达赖集团及其分裂活动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至于对话的问题，我们已经多次重申我们的明确立场。只要达赖真正放弃其分裂立场，彻底停止其分裂活动，对话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我注意到在你的提问中，你提到一些国家的表态，并认为他们代表国际社会的意见。其实，他们根本代表不了国际社会。在事件发生后，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向中方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追问：你刚才提到的100多个国家究竟做出了什么样的表态？他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还是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有多少国家持保留意见未明确表示支持中国政府立场？新华社称中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外交部是否也这样认为？

   答：这100多个国家都明确表示谴责达赖集团煽动、策划、制造的暴力犯罪事件，谴责打砸抢烧和杀害无辜的行为，同时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支持中国政府和西藏自治区依法采取措施维护社会稳定，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难道这还不足以说明正义站在谁一边吗？至于哪些国家表了什么态，你可以自己统计一下，公道自在人心。

   问：中方是否认为达赖集团是恐怖组织？中方是否希望国际社会认为达赖与恐怖组织有联系？你刚才说与达赖对话的大门是敞开的，又说达赖是策划、煽动此次事件的幕后者，这二者是否矛盾？

   答：关于在拉萨和其他地方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这是由达赖集团精心策划和煽动的。连日来发生的事件已经清楚暴露了达赖集团的本质。

   我们要求达赖必须真正放弃分裂立场和主张，彻底停止一切分裂活动。

   问：外交部明天将组织10余家外国媒体赴拉萨采访，请问你们选择媒体的标准是什么？

   答：我们组织外国记者赴拉萨采访，就是考虑到了外国媒体对拉萨事件的关注和报道需求。我们非常理解你们报道此事的愿望，但由于名额有限，不可能一一予以满足。希望大家予以谅解。我相信将来还会有机会组织大家去拉萨采访。

   问：昨天，在希腊的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发生的示威事件是否让中国政府感到尴尬？你们是否能接受示威者在火炬传递路线以外表达其政治意见？

   答：北京奥运会是世界各国人民的体育盛事。奥运火炬象征着人类的崇高理想和美好追求。任何干扰和破坏奥运火炬传递的行为都是可耻的，不得人心的。应感到尴尬的是这些破坏分子，他们在世人面前充分暴露了其违背奥林匹克精神，违背世界各国人民愿望的行径。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奥运火炬顺利传递及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

   问：台湾“选举”当选人马英九表示将在就职前赴美国访问，中国政府对此有何评论？大陆向台湾赠送两只大熊猫一事现在有何进展？

   答：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将继续按照这一原则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发展关系，进行交往和合作，并采取各种措施，为台湾同胞在经贸、卫生、文化等领域开展对外活动提供方便，保护他们在海外的合法权益。

   关于大熊猫一事，请你向主管部门了解。

   问：韩国总统李明博近日表示，东北亚国家应以中日韩为核心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对此持何立场？另据报道，中日韩首脑将于年内会晤，请证实。

   答：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中日韩三国都是东亚地区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在促进地区和平、发展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肩负着共同的责任。

   三国自贸区联合研究已进入第六年。我们希望三国学术机构保持沟通，深化研究，为三国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中方愿与日、韩共同努力，推动三国合作朝着互利共赢的方向前进。

   至于中日韩首脑会晤，中方重视中日韩之间的合作，具体安排还需要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

   问：据报道，上周六在距离拉萨20公里的林芝发生了纵火事件。请证实。另外，四川阿坝州的暴力犯罪分子是否得到了惩处？

   答：我不了解你提到的两个具体案件情况，请向主管部门询问。我想强调的是，对于这样的违法犯罪事件，中国的执法部门将依法处理。

   问：当奥运火炬到达珠峰时，外国记者可否进藏采访？昨天在北京奥运圣火采集仪式上发生了干扰事件，中方是否会要求其他火炬传递经过的国家加强安保措施，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答：关于奥运火炬登顶珠峰问题，据我了解有关安排没有变化。至于到时是否将邀请媒体去采访，请你向有关部门进一步咨询。

   第二个问题，尽管发生了这样的事件，它不代表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我相信世界各国人民都欢迎奥运火炬，都欢迎奥林匹克精神，都支持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支持奥运火炬传递。火炬途经国家的有关部门有义务来确保奥运火炬传递的顺利举行。

   问：你说拉萨警方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做法？如果警方一开始就采取措施的话，之后的事件是否就不会发生了？另外，中国在十几个国家的使领馆都遭到冲击，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或许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你是否认为一些国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保护中国驻外使领馆？是不是这些国家的政府也对达赖抱有同情呢？

   答：中国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确实是依法执法，文明执法，保持了极大的克制。但是这不等于说打砸抢烧这样的违法犯罪事件能够被宽容、能够被容忍，能够逃脱法律的制裁。

   保护外国的外交和领事机构和人员的安全和尊严，是任何一个政府应尽的国际义务。在十几个国家发生了中国驻外使领馆被不法分子冲击的事件，造成中国使领馆财产受到损害，中国外交人员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事发之后我们同有关国家的政府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他们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保护中国外交领事机构及其人员的安全和尊严。有关国家对发生这样的事件表示遗憾和道歉，并承诺要加强对中国使领馆和人员的保护。

   问：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将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希特勒时期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称二者的目的都是自吹自擂，你对此有何评论？

   答：北京奥运会是世界人民的体育盛会。各国人民都真诚希望通过奥运会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友谊和合作。《泰晤士报》和这位记者把北京奥运会与1936年的德国奥运会相提并论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也是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侮辱。奥运圣火象征着人类的美好愿望与追求，同时也映照出国际上有些人阴暗和卑劣的心理，使世人看清了他们的真实面目。我们相信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努力下，北京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问：欧洲议会一些成员明天将开会讨论是否抵制北京奥运会，你对此有何评论？第二，很多欧洲人认为目前国际奥委会和中国政府保持着一个良好的关系，他们希望国际奥委会能够为西藏问题的解决，在中国政府和达赖集团之间发挥协调者的作用，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先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国际奥委会是体育组织。西藏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任何外国政府和组织干预。同时我们多次反复阐明了在同达赖对话问题上的原则和立场。这一点有关国家和组织是非常清楚的。

   北京奥运会是世界的盛会。在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期盼，也是世界人民的期盼和共同愿望。目前奥运会正在顺利筹备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愿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只要这些建议和意见是客观、公正和建设性的。我们坚决反对一些组织和个人出于政治目的把奥运会政治化，把其他问题和奥运会挂钩。因为这样做违背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违背了体育非政治化的奥林匹克精神。这对中国不公平，对奥运会也不公平，如果这一倾向任其发展下去，是令人担忧的。因为今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来和奥运会挂钩，使奥运会的发展受到伤害，也会对世界各国的利益带来损害。所以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要采取负责任的态度，我们相信在世界各国的共同支持和努力下，北京奥运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

   问：明天赴藏采访的记者共有多少人？他们在西藏是否可以自由采访？下一次采访最快将会在什么时候？目前去西藏的旅行限制何时能被取消，奥运之前是否都会维持这一限制？

   答：第一个问题，有十几名记者明天将启程前往拉萨进行采访。在拉萨期间，主办方将会安排采访一些被暴徒打砸抢烧活动破坏的场所，会采访一些当事人，有关的受伤者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采访，能够增进媒体对拉萨暴力事件事实真相的客观了解。同时我们也提醒有关记者，在拉萨虽然秩序已经恢复平静，但是还有一些不法之徒逍遥法外，我们将采取各种措施来确保在拉萨采访的记者的人身安全，也请大家注意在拉萨期间保护自己的安全。

   问：你反复说要保护记者在拉萨的安全。这里的很多记者都采访过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采访过巴以冲突，卢旺达大屠杀。你难道认为西藏的形势已经如此危急了吗？以至于记者都不能去了？

   答：我非常理解你强烈的采访愿望。我说过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考虑，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有关部门有权依法根据特殊情况采取一些限制性的措施。既然大家是在中国进行采访报道，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和配合我们的有关法律和规定。

   问：这次去西藏采访的记者团是否是公开报名？你们挑选这十几家媒体是依据什么标准？

   答：关于香港媒体的采访报道事宜不属于外交部负责。

   问：你刚才说大陆会在经贸、卫生等方面给台湾提供方便，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将不阻止台湾方面出席5月份的世界卫生大会，而会给台湾更多的空间？

   答：我们在和世界上有关的国际组织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我们今后还会按照这个原则来处理有关问题。

   问：中方对马拉维总统此次对中国的访问有何期待？台湾大选之前，台湾所谓“邦交国”已减少到23个。奉行“活路外交”的马英九上台之后，你认为这种趋势会不会延续下去？

   答：中国和马拉维于去年12月28日建立了外交关系。近三个月以来，两国关系发展非常顺利。穆塔里卡总统的这次访问是中马建交以后马拉维国家元首第一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都高度重视，也希望通过这次访问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从而推动中马关系健康、稳定、持久地向前发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今天下午将同穆塔里卡总统会谈，明天温家宝总理将与他会见，之后他还将访问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地。我们希望马拉维总统能够在中国多看一看，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第二个问题，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我们是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有关问题的。

   问：你能否公布迄今的死亡人数，其中警察、暴徒和普通民众的伤亡数字各有多少？第二个问题，中方执法人员在哪些地方鸣枪示警或开枪自卫？此外，《人民日报》文章称，达赖集团与新疆地区的恐怖组织有联系，你能否证实？

   答：你问的是昨天在阿坝州发生的事件吗？我不太了解这一事件的具体情况。但是拉萨暴力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损失的数字，我们已经对外公布了。昨天，公安部发言人也向媒体做了进一步介绍。至于这些事件，有关调查还在进行之中。

   关于你的第二个问题，我注意到了有关报道。达赖集团和“东突”恐怖分裂组织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这正是要进一步了解的。

   问：除西藏自治区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发生了类似事件？有多少人被逮捕？

   答：除拉萨之外，在甘肃、四川等地都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暴力事件。至于怎么处理，有多少人被逮捕，请你向有关部门询问。

   问：昨天在雅典发生了“藏独”分子干扰奥运圣火采集仪式。6月份奥运圣火传递到拉萨时，中方如何确保安全？此外，中方是否担心在拉萨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

   答：奥运圣火在西藏境内进行传递，是西藏各族人民翘首以待的。我们相信，在拉萨境内的奥运火炬传递一定会受到西藏各族人民的欢迎，会顺利地进行。

   问：有报道称，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将于近日前往南沙进行“视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和菲律宾的关系近年来发展顺利，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两国就解决有关争议问题达成了一个共识，即通过友好、平等的协商妥善予以解决。我们也希望菲方能按照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本着《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妥善予以处理，不要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问：关于外国记者拉萨采访团的问题。你刚才说香港媒体不属外交部管，但我知道确实有香港媒体将参加你们组织的采访团。你们的做法是不是自相矛盾？是不是参加采访团的媒体和你们私下进行了协商，还是说必须具备一定条件才能参加？

   答：你这个问题是够“闹”（香港NOW新闻台）的。首先，我要纠正你一个不准确的说法。你刚才说，香港媒体不归外交部管，其实，外交部一直在为媒体和记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提供服务与便利。我们并不想管谁，你们有报道的自由。我刚才说了，香港媒体的有关事务不是外交部负责的，组织香港媒体去拉萨采访也不是外交部安排的，所以还请你向有关部门提出这个问题。

   问：这次组织记者团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广泛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那么公开让记者前往西藏采访不是更能达到这一目的吗？为什么只有指定的外国或港澳媒体才能去呢？第二个问题，据报道，3月24日傍晚，乌鲁木齐发生了公交车爆炸事件。你能否确认并介绍具体情况？

   答：关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反复说了，第一，你作为香港记者，这个问题不应该问我。第二，如果你问我的话，我的回答是，我们名额有限，接待能力和条件有限。我知道大家对这次采访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在中国有700多名驻华记者，我们不可能安排每个人都前往采访，也请大家能够理解。其实，在安排媒体前往采访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平衡。从我们组织采访的经验来看，在名额有限、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这次有的记者有机会，有的记者没有机会。也许下次类似采访时，别的记者能得到机会。我想，机会对大家是均等的。

   在乌鲁木齐发生的情况我不太了解，请你向有关部门询问。

   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已正式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你能否确认？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要经过哪些程序？中方对此是否支持？

   答：伊朗是上海合作组织的观察员国。伊朗方面有加强与上合组织在各领域合作的愿望，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上合组织奉行的是协商一致原则，有关伊朗申请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的问题，需要在本组织内部由各成员国协商一致来作出决定。

   问：你刚才说，每一个采访机会都是公平的。而我们一问再问，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不公平。那么你说的公平原则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则呢？

   答：你一问再问，我一答再答，那就是，香港的媒体不是由外交部负责安排的。至于说你们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建议，可以向有关部门了解，甚至把问题向他们提出来。

   如果你去就认为是公平的，你不能去就认为是不公平的，你这是什么道理、是什么原则呢？

   问：你经常让我们询问有关部门，但是昨天公安部在其召开的记者会上不回答任何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们究竟是哪个部门负责收集这方面的信息，让我们可以了解相关事实？

   答：我一定会把大家的问题和关切向相关部门转达。不同政府部门分工不同，关于案件的进展和相关处理情况，由相关部门回答更合适。

   问：达赖喇嘛说，他已经满足了中央政府提出的放弃“西藏独立”和不使用暴力的对话条件，中央政府究竟怎样才会和达赖进行对话呢？第二个问题是，你知不知道中国政府在西藏和周边地区部署军队的事情，如果你不了解的话，能否将我们的问题转达给相关部门，然后给我们答案？

   答：对于达赖，我们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我们不光要听他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听其言，观其行。

   我会把大家的问题向相关部门转达。

　　问：你刚才说到一个中国原则，你是否确认一个中国原则的表述？因为马英九提到他会接受“一中各表”。

   答： 对于这样一个涉及两岸关系非常严肃和重要的问题，请你询问国务院台办。

   问：你一直还在了解3月14日以来拉萨和一些其他地方发生的事件，请问你能否确认“示威者”的死亡数字，为什么一直没有公布？

   答：具体情况有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问：这不是一个问题，应该是建议。我的同事在四川和其他地方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职能部门不让他们进行自由采访的情况。如果这些限制措施是依法进行的话，我们理所当然应该遵从。问题在于，记者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被限制采访。我希望你能问一问有关部门控制记者采访的理由，除了安全的考虑外，还有其他什么考虑，这符合什么法律规定？

   答：刚才我已经说过，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特殊情况，执法部门会依法采取特殊措施，请大家理解和配合。同时，我们也多次反复要求我们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要依法执法、文明执法，妥善处理有关问题。

   我刚才已经认真听取了你的建议，也会把你的建议向有关部门转达。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欢迎外国记者在中国进行客观报道的原则没有改变，我们也将继续致力于为大家在中国的工作创造一个良好、愉快的环境。

   问：在最近发生的打砸抢烧事件中，很多外国记者不满采访受限，我也听到了你的解释，但是中国怎样能给国际社会信心，使我们相信奥运期间采访的自由可以得到保障？

   答：我已经解释过，在拉萨等地发生的这些事件中，有关部门如何处理记者采访问题是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而且这些地方发生的事件和奥运会并没有关系，采访报道这些事件和采访报道奥运会没有必然联系。今后我们还是会继续为大家在中国的采访报道奥运会创造良好的条件。

   问：波兰议会向达赖发出邀请，对此中方有何评论？会不会针对波兰政府和那些和达赖见面的议员采取一些惩罚性措施？

   答：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看出，达赖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人士，他是一个长期流亡海外，从事分裂祖国、破坏民族团结活动的分裂分子。邀请这样的一个人物去访问，为他的分裂言行提供场所、提供便利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希望有关的国家能够认清达赖的真实面目，不要以任何形式为他的分裂言行提供支持。我希望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能够得到波兰政府和议会的理解。

   如果没有问题了，谢谢大家。再见！